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工人日报》主办的国家级刊物《工会信息》杂志，日前向我院约稿，刊登了反映我院寄研所研究院陶海全先进事迹的文章《“血防”战线孺子牛》，在《走进科教文卫体世界倾听知识分子劳模的心声》系列文章版块，全文如下：

    陶海全，在“血防”战线上踏踏实实耕耘了50多年的老战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寄生虫病研究所陶海全研究员。

       新中国高材生

    陶海全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区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家境贫寒，8岁就下地干农活，闲时喜好田间读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陶海全终于走上了正规的求学之路。1957年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顺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本科4年毕业后，成为生物系动物生态学研究生。毕业论文《日本血吸虫毛蚴行为的实验研究》获专家好评，其研究成果被选登在《中国动物学会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摘要汇编》，曾被国内外《寄生虫学》等相关刊物多次引用。

    1965年5月，陶海全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浙江卫生实验院（省医科院前身）寄生虫病研究所工作，专业从事“钉螺生物学”及查灭方法、日本血吸虫病流行病学及其防治对策的研究。七十年代初始，举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陶海全课题组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方法，将农田基本建设结合消灭钉螺作为研究项目，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大规模农业工程开展前、进行中及结束后的查灭螺技术措施，为山丘地区农地建设结合“血防”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对梯田后壁、山坡、大溪、竹林、斗埂等复杂环境的钉螺分布及消灭方法的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该成果获得了“1978年度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大会奖”。

    “科研以现场为主”

    陶海全的工作理念是“血防科研必须以现场为主、实验室必须与现场相结合”。他长年累月深入农村田间山野第一线，限于当时我国的物质经济条件，陶海全带领课题组成员经常自带棉被行李，吃住在农家，步行往返于工作现场。冬季使用稻草作垫被，夏季用芭蕉扇祛暑赶蚊；白天饱受日晒雨淋，夜晚停电，常用煤油灯、蜡烛照明。他积极配合各地相关部门，参与了多种形式培训班80余期，为4600多名学员讲授了血吸虫病防治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术。

    1981年，陶海全课题组进行“钉螺生态及血吸虫病防治对策”研究。在此阶段，浙江山丘地区钉螺已处于残存状态，作为“螺口动力学”科研项目的组成部分，课题组先后选择我省开化、新昌、常山等地，成立了省级课题协作小组，前后花了近10年时间，开展春、夏、秋、冬四季观察，对现场残存钉螺在土表面、土壤内、水网区及大溪、小河的自然消长规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探索。大规模地调查了钉螺分布的各类生存环境及其残存原因的研究，期间的工作量之巨、生活条件之苦、体能消耗之大，至今历历在目。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课题组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极大填补了山丘地区残存钉螺生态学上的知识空白，为彻底消灭钉螺提供了科学依据。尤其是1983-1987年间，课题组在开化县庄埠村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对策”的研究，总结出了血吸虫病从流行到传播阻断的多项技术措施，为短期内消灭血吸虫病提供了宝贵经验，该研究成果获得了“浙江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

     积极援藏

     1979年6月19日，陶海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踏上了援藏征途。从杭州出发至目的地，一路行程半月有余，经历了四季分明的春夏与秋冬：途经上海时正值夏日炎炎，到达青海格尔木却已秋高气爽了，经过祁连山碰上了鹅毛大雪，到达拉萨正好油菜花开、一派春天风光。陶海全感慨万千地说道：“经过沙漠地带时，连续有几天几夜的车程，一路上未见人影。饥寒交迫成为了常态，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路边接待站，终算勉强解决一口水、一餐饭、且能临时住一下。当援藏队伍进入西藏那曲地区后，由于海拔高、气候差，为照顾同行者消耗了过多的体能，有天晚上竟然昏迷了过去，幸好有随身氧气袋救助，幸运地捡回一条性命。”此后，陶海全在西藏医学院教授《人体寄生虫学》知识，完成了三届学生的教学任务。“深入浅出、重点突出”是全院师生对他的一致评价。然而，江南人的体质因为适应不了高原环境，陶海全援藏期间患上了胃溃疡，经常大便出血。在一次日常劳动时扭伤了腰，至今一直未能康复。

    团结战斗的课题组

    1986-1990年，陶海全课题组参加了我国“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基本消灭和消灭血吸虫病地区监测方案的研究》，用严谨的标准、科学地制定出了我国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地区清查方案、血吸虫病消灭地区监测方案、血吸虫病重新传播流行方案及“血防”巩固监测指标。研究成果获省医学科技进步一等奖、卫生部1990年度科技进步二等奖。陶海全的获奖感言是“所有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全体团队成员的集体付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疫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全力支持、基层专业人员和农村不脱产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取得的！”。（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