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凝聚着人类善良的天性，凝聚着生命的理性；天职，张扬着人性的美好，弘扬着大爱的胸襟。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社会学家们喊出了口号：“有一种人性叫天职。”康复杂志总第378期《生命新知》记者新近刊登文章“消灭甲肝、泽被苍生”，详细报道了我院名誉院长、普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毛江森院士不平凡的人生轨迹及其奋斗历程：

体弱多病，立下从医宏愿

    毛江森又名维书。他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一个毛姓聚居的小山村。父母都是农民，毛江森出生时父母根据当地的命名习俗，为他取名毛维书，是维字辈。毛江森小时候常常生病，别人麻疹十天半月就可痊愈，但他要四十天才能好，他父母为此非常操心。30年代，农村没有医生，只有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毛江森命里缺木，要改名，所以就将毛维书改为毛樟森。但光靠名字中有“四个木”不够，还要拜村口的大樟树做干爹，才能保证平安。上学以后，毛江森嫌名字笔画太多，就自己做主改了毛江森，此名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90年代，他在老家建了一个希望小学，村里用维书做校名，维书这个名字又被用上了。改名是件小事，但自幼的体弱多病对毛江森的影响很深，其中包括择业。

    毛江森高小的时候身体很弱，体育不及格，按规定是要留级的。父母急得四处求人，好在校长善心，考虑到这孩子除了体育不及格，其他功课都是全班最好的，便网开一面，准予升级。毛江森后来考入全国闻名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高中还没毕业，老师就建议他以同等学历考大学。父母叮嘱说：“你从小体弱多病，把你带大实属不易，你还是念医吧。”毛江森在高中时最喜欢物理和数学，对生物不是很重视，而且从未见过白大褂，从未吃过一片西药，但考虑到弟弟尚幼，姐姐长期生病，生存不易，便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即后来的上海医科大学。读了六年的医科，毛江森明白了一个道理：医学是一条奉献之路，这和老师们的言传身教有关。虽然没有选择自己钟爱的数学和物理专业，但毛江森认为，数理基础的训练并不一定为了择业，而是训练脑子，训练逻辑能力和思维速度，即使以后不从事相关工作，也是得益匪浅，人生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知识。现在学医的孩子们多半对数学、物理没有兴趣，他担心这对培养将来的医学科学家是非常不利的。     （未完待续）

谈录之二

如果，我们面对命运或者人生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坎坷，应该如何面对呢？那些经常在每个人心中回响起的疑问，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故事，或许，能够找到一些相呼应的答案。这一期，咱们就毛江森院士学医毕业后的有关经历，继续介绍给读者：

踏上征程，走上科研道路

毛江森学医的初衷，是为了行医当医生。但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不久，很需要一批从事科研工作的学生。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了医学科学院的病毒学系从事研究工作。1960年，在中国病毒学奠基人黄祯祥教授（1980年学部委员）的领导下，他开始研究干扰素，目的是想找到一种类似抗菌素的东西治疗病毒。这个论题开始得很早，目标也很吸引人。小组研究了3年，建立了干扰素的产生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方法，并找到了如何得到最高浓度的干扰素用于治疗的方法。这3年有6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微生物学报》上。但毛江森及其同事们后来认为，这个用于治疗是不可能，不是质的问题，而是量的问题。在体外用病毒和细胞的系统并不可能获得高浓度的干扰素。因此，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用生物工程解决干扰素的生产问题。

当时，新中国刚刚合成了胰岛素，这一成果鼓舞了大家，于是想到走生化工程的路子。毛江森在“协和”进修生化的时候，导师是李仕谔教授，一位英国回来的著名酶学专家。当时，有个美籍华人牛满江教授，在PNAS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声称其分离出的mRNA可以在体外诱导多种生化大分子，甚至是很多酶的合成，轰动了全世界。毛江森也设计了一个系统来研究，看看能否分离出诱导性的mRNA，能不能诱导出酶。结果多次研究证明，牛满江的成果不成立。美国也有个实验室做了这项工作，他们也认为牛满江的工作不可靠。现在看来，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不可能成功。但在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人迫于牛满江的威望而人云亦云。这就是“科研不端”问题，这项研究在理论上可行，不过需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实现，比如现在可以通过转基因手段来完成。毛江森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当时已感觉到了诚实的重要性。

毛江森家住在“协和”图书馆旁边。即使是困难时期，“协和”图书馆也有很多外文书籍和杂志。毛江森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每天晚上看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发现了一篇文章。美国有学者报道，用Rous Sarcoma病毒感染啮齿类动物后的细胞产物里能分离出病毒特异的DNA。但Rous Sarcoma病毒是RNA病毒，怎么会有DNA？他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很多RNA病毒合成蛋白质后就完成任务了，那病毒的DNA是从哪里来的？李教授认为这是病毒前体，但毛江森从更高的遗传学信息传递层面来考虑。当时中心法则非常权威，信息储存在DNA里面，DNA会把信息转录给RNA， RNA再转译合成蛋白质，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个中心法则。但是Rous Sarcoma病毒在感染后分离出了DNA，这就让毛江森产生了一个想法：莫非RNA能把信息交给DNA？这就是逆转录了。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文革随即开始，科学家们自身难保，科学思想的火花自然难以顾及了……（未完待续）

访谈录之三

    无可否认，生活在当今的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没有遭遇过前辈们的坎坷与困惑，享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生活。但是，谁都无法预料，在人生的道路上，将会遇见什么样的困难和考验。相信本期的故事，会对所有的读者、特别是我院的年轻朋友们有所启迪：

         道德的激情使人无所畏惧，科学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1962年，经中国医学科学院批准，毛江森被黄祯祥教授招为助手。“文革”开始了，导师黄祯祥教授被关进了牛棚，毛江森作为“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执行者，这棵苗子自然也被认定“非连根拔掉”，研究工作就此停止。

    毛江森工作后一共被下放过两次：一次是1958年下放到北京市昌平县的一个自然村，任务是种菜；另一次是1970年，全家下放去西北接受再教育。但是，每次他都尽己所能，努力做了不少有益于当地老百姓的善事。

    在昌平县，有天夜里老乡找毛江森给孩子看病。毛江森说自己既没有听诊器，也没有药箱，怎么看病啊？那老乡说，人快要死了，好歹试试看？毛江森过去一看，孩子窒息得脸都发青了，喉咙里堵塞了很浓很浓的痰。毛江森硬是用嘴巴把痰吸出来。吸出来以后孩子大叫一声，居然好了。老乡跪下来感谢他救了孩子的命。这件事传开了，整个中央机关卫生部领导都知道了，给了毛江森一个劳动模范称号，赶赴“中南海”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和朱德、郭沫若等老领导合影留念。

    1974年在西北下放时，陇西县死了很多乳儿，都认为是病毒性出血热。毛江森调查发现不是出血热，他不清楚是什么病，但跟吃发绿的玉米有很大关系。那个地方没有粮食，只有返销粮。向军代表汇报时，毛江森思想斗争了很久，因为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并且，这只是猜测，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若明哲保身，只要写上不是出血热，让负责人另派专家即可。但后来毛江森还是和军代表讲了，认为是供销粮有问题。毒素分子量很小，但可以通过乳腺进入娃娃体内，娃娃的凝血机制不够健全。他建议停止吃供销粮两星期，结果只停了一周之后，流行病情况就好转了。

毛江森回单位后，大家都说他胆子真大，如果判断错了，就是现行反革命，要关起来坐牢的啊！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怕得要命，没人敢担责任，就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个人也没有好处。但当时毛江森干了，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写过两句话：“道德的激情能使人无所畏惧，但是科学的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这两者缺一不可。后来，了解到这批玉米是东北运来的，路上用了十天十夜，遮盖不好，日晒雨淋，长绿霉了。兰州大学把这绿霉拿去研究。发现这种毒素能破坏人体血凝功能，这证明了毛江森是正确的。因为道德的激情让毛江森悲天悯人，所以他干了一些有风险的事情。他记得自己小时候得麻疹，母亲每天来看他，在他床边说的几句话，令他一辈子都难忘。毛江森母亲这样说道：“维书啊，你怎么还起不了床呢？病我帮你生吧？你快好起来啊！”他当时躺在床上眼睛睁不开，只听到母亲的眼泪“啪、嗒”落在竹席上的响声。母爱使他一辈子难忘，毛江森又把这个爱传递给了病人，甘冒风险 ……（未完待续）

访谈录之四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许多愿望、许多目标，也有许多机会。但是只有那些能够紧紧抓住偶然中的机遇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的人，其愿望和目标才能实现，其命运才会改变。本期介绍的毛院士的经历，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一些感悟。

成功源于勤奋

“有志者事竟成   百二秦关终属楚”

    1978年1月，毛江森回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在浙江省人民卫生实验院（即“省医科院”前身）微生物研究所，开始他的甲肝病毒研究工作。如果说接触甲肝患者会承担风险的话，那么收集甲肝患者粪便，则更是一项又脏又苦的活。因为病毒存在于病人大便中，为了研究工作，必须收集病人的粪便。这期间，毛江森经常带领课题组成员到杭州郊区农民家或医院，直接收集患者的粪便标本。回实验室后，用放射免疫法及电子显微镜等设备，大海捞针一般从粪便中分离出甲肝病毒。这些收回来的粪便标本，足足装满了实验室两个大冰箱。

   为了实现心中的夙愿，毛江森从此没有了节假日，实验室成了“家”。在长达十几年的科学研究中，失败、成功；又失败、又成功。毛江森满怀信心，一丝不苟地坚持着。他夫人日后回忆道：“那些年，他每次回到家里都满脸疲惫、躺倒就睡，连话也不愿多说。一旦来了灵感，他会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兴奋得干脆从床上爬起，用纸和笔写着、画着……”

    经过多年的努力，毛江森和他领导的课题组基本搞清了甲肝发病机理，并整理了大量的科研数据，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成果：上世纪70年代末，成功分离出甲肝病毒（HAV）。接着，又发现红面猴和恒河猴对甲肝病毒有感染与免疫反应，从而建立动物模型，并证明甲肝有隐性感染。随后，又在实验中发现甲肝病毒在组织培养细胞内质网中的增殖现象。在此基础上，开始培养甲肝减毒活疫苗毒种（H2减毒株），为研制安全有效的甲肝减毒活疫苗而继续努力工作。

    1988年春，上海、江浙一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甲肝流行大爆发。短短几个月，仅上海市就有32万多人被“甲肝恶魔”击倒，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医院门厅、走廊上摆满了病床。事后证明，这是一场近海大面积被甲肝病毒污染、导致海涂毛蚶带毒传人的甲肝大流行。此后，人人都在盼望着预防甲肝的“灵丹妙药”早日问世。1991年，毛江森和助手们花了15年时间成功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从实验室横空出世。当神奇的疫苗注射到人体之内，我们就不再害怕甲肝病毒，凶狠无情的“恶魔”终被人类降服。

    临床使用表明，毛江森主持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安全有效，居国际领先地位。该成果荣获了国家发明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被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科技发明成果选集》；同时，获得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1991年，毛江森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并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常委、省科协副主席，同时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及全国先进工作者。（未完待续）   

访谈录之五

   本文前几期刊出后，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反响，相关厅、局领导、兄弟单位专业人员及《科学24小时》撰稿人忠友先生，先后与笔者通话致意。本期以《生命新知》杂志“记者采访问答”作为全文的结束篇。

    记者：SARS流行期间，您预见性地提出SARS病原可能来自野生动物，并提出SARS的生态性预防与控制的理念，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毛：2003年初SARS在我国出现，传染性和病死率很高，病原一时半会还不清楚，情况危急。我作为领域内的工作者有责任分忧。当时有人说病原是衣原体，有人说是生物战，也有人怀疑出现了新病毒。

    我对该疾病性质、临床过程、流行特征进行了了解，又对30年来的新病毒病进行了回顾，复习了文献资料之后，提出SARS很可能是来自野生动物的病毒。

    这只是一个科学上的初步判断，后来证明是对的。初步判断虽然不是证明，但也是重要的，它可以指出一个努力的方向，减少恐慌。我第一次是在两位新华社记者来访时提出了此概念，报道写出来后很多人把宠物都丢弃了。

    科学上的判断不是拍脑袋的产物，它要求占有尽可能多的现有和过去的资料；它要求提出的判断符合逻辑，能解释全部表象；它要求温故知新。这需要激情、需要知识、需要敏感性。

    至于SARS疫苗，发展常规疫苗有一定的风险。我有个判断，人类不是SARS病毒的储存宿主，因此提出了生态性预防的理念。后来一些南方省份采取法律手段严禁捕杀果子狸。但是，对于像SARS这样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病毒永远要保持警惕。

    记者：您曾经到美国NIH做过访问学者，您认为我国目前的科研环境如何，与国际相比应怎样改进？

    毛：1983年我受邀去美国访问，去了杜克等大学医学院，然后1984年作为访问科学家在NIH工作了近一年。哈佛大学儿童医院和FDA也请我介绍了中国对甲肝病毒和疫苗的研究情况，他们很感兴趣。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特别是传染病，无国界、相互交流有益。但要解决问题，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关于我们国家的科研环境，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政府最重视科技的时代，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科技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创新人才的成长道路。我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建有学位体系，政府是求贤若渴的。但我国更显得求才心切一些。形成了一套各级政府牵动的、以数字命名的人才计划。这些计划有两个特点：一是早早定苗；二是吃点小灶。而发达国家却只有人才自身的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我们这种特色的人才培养计划已执行多年，应该是时候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和评估了。

1995年，毛江森发明的甲肝减毒活疫苗，被中国两院院士评为国家科技界十大新闻之一。目前，他已年届八旬，但人生旋律风采依旧，那就是“为消灭甲肝而奋斗”。这是他1978年踏上西子湖畔时，决意攻克“甲肝”而立下的誓言。如今，他继续为这一誓言执著追求 ……

（ 全文完 ）                           （张海龙）